华为前职工被拘押251天案子两次退侦罪名两次改变

（原标题：华为前职工被拘押251天，案子两次退侦、罪名两次改变）

“我觉得眼前有座大山。但这座大山，我现在翻不过去。”42岁的李洪元摘下眼镜，揉了揉眼眶，不无忧虑地说道。

11月底的深圳，气候仍然炽热。李洪元穿了一件深蓝色针织衫、一条卡其色长裤，手里还拿着一件黄棕色的外套。和大部分作业多年的程序员相同，他的脱发很厉害，从背面看，头顶的一块头发稀少。

从2005年起，李洪元在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及其旗下子公司作业了12年。2018年头第7次合同到期后，华为决议不再与其续约，两边商谈后承认，公司对其以“2N”的规范做离任补偿，补偿总金额38万余元。

但拿到补偿的9个月后，李洪元被深圳市公安机关刑拘、拘捕，终究被深圳市龙岗区检察院决议不申述。在被拘押的251天里，他先后涉嫌职务侵占、侵略商业秘密、敲诈勒索三个罪名。从相关法律文书和李洪元辩护律师的查询结果来看，李洪元被抓源于华为的指控。

在随身携带的挎包里，李洪元装着三份文件：2019年1月22日，深圳市公安局给其家族的拘捕通知书；2019年8月22日，深圳市龙岗区检察院签发的《不申述决议书》；2019年11月25日，龙岗区检察院作出的《刑事补偿判决书》。

12月2日上午，华为的一名公关人员告知新京报记者，针对李洪元的事，现在还没有官方答复。

12月1日晚间，新京报记者致电与李洪元商洽的华为HR人员何某东。何某东表明，指控李洪元的作业“和华为公司无关”，也和自己无关，“你能够去联络检察院那儿，能够了解更明晰的本相”。

12月2日上午，新京报记者致电龙岗区检察院。该院办公室的一名作业人员表明，“咱们的文书都是揭露的，上面的落款是咱们单位那就能够代表咱们的说法。”该作业人员还表明，假如是检察院揭露的文书都会隐去当事人姓名，“现在一切的揭露都不是咱们自动的揭露。”

以下为新京报记者与李洪元的对话。

未获续约，商洽寻求“2N”离任补偿

新京报：你是哪年到华为作业的？详细担任什么？

李洪元：我是2005年来华为的。开端在研发部分，后来也做过出售和运营。除了2010年-2011年曾在华为全资子公司——华为软件技术有限公司作业外，其他时刻都是在华为技术有限公司作业。

2014年左右，华为开端做网络动力逆变器事务，我也开端带领一个不到10人的小团队，把事务流程整理起来了。

新京报：在华为作业的这些年，你和公司签过几回劳作合同？

李洪元：我是2005年10月8日入职的，第一份合同签到了2006年9月30日。随后又续签了5次合同，每次续签的时刻从一年到两年一个月不等，第六次合同到期的时刻是2013年12月31日。

那次到期后，我和华为没有立刻续签，这在华为内部挺常见。直到2014年1月17日，我才和华为第七次签定了劳作合同，约好的合同完毕时刻是2018年1月31日。

新京报：你为何需要从华为离任？

李洪元：在逆变器部分作业期间，我发现了一些问题，并在2016年11月21日以“一名华为职工”的身份向集团投诉邮箱发了匿名邮件。其时没人回我邮件。但2017年3月，公司审计组仍是到逆变器部分展开了查询，当年6月，我被免除办理职务。2017年12月，人力资源部的袁某来找我，说你的合同到期了，公司不想和你续约了。

新京报：听到公司不再和你续约后，你有什么主意？

李洪元：我其时就提出，公司不想跟我续约是公司的权力。可是根据劳作合同法，我在公司作业了12年，应该得到相应的补偿。

根据劳作合同法，用人单位违法免除或许停止劳作合同的，应该以“2N”的规范按月付出离任经济补偿，N便是职工在公司的作业年限。我在公司作业了十多年，可是公司没有跟我签定无固定期限合同，我以为公司是有差错的，所以应该给我“2N”的补偿。

我其时告知袁某，假如公司既不跟我续约、又不给我“2N”的补偿，咱们就去走劳作裁定。袁某表明他做不了主。

又过了一个多月，2018年1月31日下午，人力资源部的主管何某东让我到他办公室谈离任补偿的事，袁某也在场。进何某东的办公室之前，我打开了裤兜里的录音笔，何某东也没说不能够录音。

新京报：根据你供给的与何某东的录音，商洽时，你们主要是在商议离任补偿的规范？

李洪元：是的。根据劳作合同法，劳作者月薪酬高于用人单位地点地上年度职工月平均薪酬三倍的，企业应当按照职工月平均薪酬三倍的规范付出离任经济补偿，付出经济补偿的年限最高不超越十二年。

根据深圳市统计局发布的《深圳市2016年乡镇单位平均薪酬数据公报》，深圳市2016年度在岗职工年平均薪酬为89757元，折算为在岗职工月平均薪酬约为7480元。

我离任前的年薪大概有五六十万，基本薪酬到达深圳市平均薪酬的三倍了。所以按照劳作合同法的规则，补偿规范方面，应该是七千多的月平均薪酬乘以3；补偿年限方面，由于我在华为作业了12年多，应该按照最高的12年核算。

2019年6月17日，华为深圳总部。图/视觉我国

新京报：商洽进程中，你们有没有发生抵触？

李洪元：没有抵触，其时咱们说说笑笑就把作业谈完了。并且我一提出（“2N”的补偿）计划，他（何某东）立马就赞同了，让我赶忙签这张纸（离任协议）。我其时还说，我考虑一个晚上，明日再签。他说不可，明日你就不是公司的职工了，你明日再来的话咱们要从头谈，所以2018年1月31日商洽的当天下午我就签了。

新京报：根据你给华为签署的收到离任补偿承认书，你是2018年3月收到补偿的。为什么拖了这么久？

李洪元：签完离任协议，我就回浙江衢州老家春节了。其时我爷爷生病了，我在医院陪床，深圳那儿就一个电话接一个电话打过来，让我赶忙回深圳拿钱。何某东的理由是，离任协议上写的是必须在一个月内付出离任补偿，否则公司就要付利息。我说爷爷在住院，走不开，就拖了两个星期。

2018年3月8日我回了深圳，到公司签了那份承认书，承认先后收到了税后离任经济补偿383651.24元和应补发的薪酬。承认书上写明晰，3月8日，公司托付职工周某通过其私家银行账户向我转了304742.98元的离任经济补偿。加上前一天公司账户现已往我卡上转了近8万元，我的离任补偿就都拿到了。

新京报：通过私家账户转账收到离任补偿，你为此问过公司吗？

李洪元：其时和我差不多时刻离任的还有别的一名职工，他也拿了2N的补偿。我看了他的离任协议，除了姓名和补偿金额不相同其他都相同，也是通过私家账户转了部分补偿金。并且咱们部分用私家账户打款是有先例的，比方请领导吃饭的费用，也是从部分秘书的账户转账报销，所以我也没觉得有什么样的问题。

两次改变罪名、两次退侦，检察机关终究决议不申述

新京报：你是何时被抓的？

李洪元：我被抓是2018年12月16日，那时我现已离任快一年了。

我记住那是一个周末，早上7点多，我正在家里睡觉，遽然有人敲门说我家水管爆裂，楼下现已水漫金山了，要修水管。我穿戴睡衣就去开门了，然后就被几个便衣差人操控住了，理由是涉嫌职务侵占。后来我才知道，差人还从我家里拿走了录音笔、电脑、手机、U盘、移动硬盘等可存储设备。

两个多小时后，我被带到了深圳市公安局龙岗区分局经侦支队第八大队，公安机关又说我涉嫌的罪名是侵略商业秘密，由于我曾经在华为公司复制和打印了一些文档。

新京报：公安机关为什么以为你涉嫌职务侵占或侵略商业秘密？

李洪元：最开端我也不知道，作业是律师告知我的。

2019年5月28日，我的律师向深圳市龙岗区检察院递交了《呈请对李洪元作不申述决议的法律意见书》（下称《法律意见书》），里边说到2018年12月15日，华为公司托付法务人员袁某到深圳市公安局经侦支队报案，称原公司职工李洪元等人，“在与公司的离任补偿劳作胶葛中，挟制将材料外泄发表，要求公司给予补偿”，深圳市公安局遂以李洪元等人涉嫌侵略商业秘密罪立案。

新京报：2019年1月22日，深圳市公安局签署了一份给你家族的拘捕通知书。根据这份通知书，你被拘捕时，涉嫌的罪名现已变成了敲诈勒索？

李洪元：这儿边的一些事，我是后来通过律师才了解到的。

我的律师在《法律意见书》里说到，2018年12月16日，公安机关对我进行了三次讯问后，承认我不存在侵略商业秘密的违反法律规则的行为。但“2018年12月28日，华为公司弥补报案材料，再次指控李洪元于2018年1月31日与部分领导何某东洽谈离任补偿进程中，选用敲诈的方法，迫使何某东赞同暗里给付额定补偿金33万元，以交换他不捣乱，不告发，顺畅离任的许诺。何某东迫于压力，不得不赞同给他33万元。”

也许是这个原因，所以我被拘捕时，罪名又变成了敲诈勒索。

新京报：据你了解，指控你敲诈勒索是何某东的个人行为仍是华为的公司行为？他们的根据是什么？

李洪元：律师告知我，立案的时分，何某东是以华为的名义指控的，根据便是那笔周某私家账户的转账记载，以及人力资源总监何某东、我的部分领导李某、最早跟我说不续签合同的袁某、转账的部分秘书周某四个人的口供。

新京报：可是你与何某东、袁某就离任补偿进行商洽时，你是录过音的。你向警方供给了相关根据吗？

李洪元：2019年1月，我在看守所承受讯问时提过这件事，但其时录音笔和其他存储设备一起被警方收走了。本年4月1日，我见到了我的辩护律师后告知他，我朋友的电脑里或许还有一个录音备份，律师就和我妻子一起找到了这份录音。

2019年4月19日，检察院第一次将案子退回侦办机关弥补侦办，5月17日，警方提交了《弥补侦办陈述》。这次一起提交的还有广东安证核算机司法鉴定所出具的《司法鉴定意见书》，出具时刻2019年1月9日，编号为粤安计司鉴2018计972号。

律师在《法律意见书》里写道，“《司法鉴定意见书》及录音材料文字版证明其时的商谈是在两边有说有笑的基础上进行的，终究通过2小时12分24秒的充沛洽谈，达成了离任补偿协议，整一个完好的进程并无李洪元施行挟制或挟制的言语。”

龙岗区检察院的《不申述决议书》。新京报记者 李桂 摄

新京报：那之后案子是怎样开展的？

李洪元：从龙岗区检察院给我的《不申述决议书》来看，2019年3月21日，深圳市公安局将案子移交龙岗区检察院审查申述，4月19日，案子被第一次退回侦办机关弥补侦办，侦办机关又在5月17日补查重报。6月14日，龙岗区检察院第2次将案子退回侦办机关弥补侦办，侦办机关又在7月12日补查重报。

但一个多月后的8月22日，龙岗区检察院就对我做出了不申述决议。《不申述决议书》里说，深圳市公安局确定的犯罪事实不清、根据不足，不符合申述条件，按照刑事诉讼法第175条第4款，决议不申述。

第二天，我就被放出来了。

新京报：被放出来之后，你就去申请国家补偿了吗？

李洪元：我和律师是10月24日去申请国家补偿的。

11月25日，龙岗区检察院作出了《刑事补偿决议书》。根据国家补偿法第17条的规则，我在经检察院批准拘捕后因根据不足被依法停止追查刑事责任，且没有国家免责事由，有权取得国家补偿。终究，龙岗区检察院补偿了107752.94元，包含人身自由危害补偿金、精力危害抚慰金。一起，他们许诺向原作业单位（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和我父亲地点的单位发函，消除影响，康复声誉。

新京报：是你自己把《刑事补偿决议书》发到网上的吗？

李洪元：11月28日清晨，我把《刑事补偿决议书》发到了一个快200人的微信群里，群里有许多华为职工。我期望有人能够帮我把它发到华为的内部论坛上，引起公司注重，也康复一下个人声誉。但不知道是谁把它发到了知乎上，搞出这么一大摊子事。这不是我的原意。

新京报记者 李桂

修改 滑璇 校正 何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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